“我对学习那些被认为是标配的资格证考试感到很失望，比如韩国史能力考试、计算机能力证书、托业⋯⋯难道仅仅因为别人都有，我也必须一样不落吗？在走出求职‘地狱’之前，我究竟还要考多少证书？”
3月21日，在韩国求职信息网站Linkareer的社区论坛上，一位刚从东国大学毕业的学生写下自己的困惑。他绩点接近满分，拿到了韩国史能力测试高级、一级计算机证书，托业成绩870分，也有国际活动经历。但真正进入求职市场时，这些成绩似乎还不够。他感到疲惫，只希望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哪里都可以”。
在韩国，这些成绩、能力、证书都被统称为“SPEC”，长期以来是衡量求职者的标尺。在以进入三星、现代等大企业为目标的背景下，资质竞争不断加码，演化出毕业院校、绩点、实习在内的“八大标准”“九大标准”。高度标准化的竞争中，韩国年轻人一度被认为是最“卷”的群体之一，甚至被戏称为“进化掉了睡眠”。
韩国社会学者吴赞镐长期研究年轻人就业，他曾指出，这是一套几乎不被学生质疑的优绩主义逻辑。标准越清晰，竞争越趋同。
如今，这套竞争体系仍在运转，但一些人也开始在压力下选择退出。没有特定疾病或理由、既不工作也不求职的“休息青年”持续增加。根据韩国国家数据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5年，30多岁“休息”人口为30.9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以来新高；15至29岁的“休息”青年为42.8万人。
在东亚国家中，韩国并非唯一面临青年就业压力的社会，但其特征尤为鲜明：优质岗位向大企业集中，上升通道逐渐收窄，评价标准趋于单一。
2025年9月25日，韩国城南市的一场招聘会上，一名求职者在为面试做准备。图/视觉中国
“六边形战士”的焦虑
从3月起，韩国外国语大学大四毕业生朴智雅，将全部精力投入“上岸”的准备中。3月9日，三星启动上半年大规模招聘，这是她等待已久的一次大企业机会。
朴智雅的履历并不逊色。托业900分，在澳大利亚驻韩国大使馆、澳大利亚驻韩国商会以及一家国际NGO都有实习经历。3月初接受采访这天，她还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参加了中国驻韩国大使在校内的师生座谈活动。但谈到找大企业的工作，她依然谨慎，“简历关也许还能过，但笔试我不太确定”。三星的GSAT笔试以数学、逻辑为主，难度不低。围绕这项考试，市面上甚至有成熟的培训体系。
去年下半年，学校请来在三星、SK等大企业工作的校友分享求职经验，她一节课不落，做了几十页笔记。朴智雅要准备三星笔试，同时还在为增加求职优势，准备中文资格证考试。“三星的竞争非常激烈，”朴智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人会准备几个月，甚至几年。真的有人一直考，考到考上为止。”
朴智雅在刷求职网站时看到，不少求职者在发帖咨询时，会列出自己的“配置”，考了哪些证、做过几段实习、参加过哪些项目。信息变得前所未有地透明，学生努力的路径也都异常清晰，但这并没有转化为确定性，“大家考的证都很多，所以水平看起来都差不多，最后能不能找到工作，似乎变成了靠运气决定”。
这种不确定性，也催生了韩国的大学生就业咨询辅导产业。中国人琳琳在韩国学习、工作已18年，自2015年起受邀在韩国50所高校做就业分享，目前长期为留学生提供就业辅导。她见证了SPEC是如何一步步叠加的。
最初，只有大企业会对学生的学校出身、成绩、英语、计算机证书等有要求，但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学生自发开始加码，参加校企合作、比赛、项目等，资格证便从最初的三四项基础配置，逐渐叠加成了后来的“八件套”。这两年，琳琳接触到的案例中，有托业900分以上、多个证书、多段实习经历的“六边形战士”，早已十分常见。
五年前，琳琳曾辅导过一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GPA（绩点）不到4，只有3个作品集、托业800分，两个月便拿到录用通知，尽管只是一个中小企业。但她去年辅导了一位韩国女生，有加拿大本科和英国硕士学历，英语流利，曾在奔驰等多家名企实习。尽管履历已经非常好了，但这位女生投递了许多公司，最终只进了一家20多人规模的小企业，而且只是做整理资料、做PPT初稿等基础工作。几个月后，她决定离职。
来就业咨询的学生，关注重点也发生了变化。早期，学生最常问琳琳的是“托业要考多少分”“还需要准备哪些证”。现在，很多人更关心“我托业已经900分了，还能做什么？我还能不能找到工作？”。咨询人群的年龄也在前移，从以大三、大四为主，延伸到大二甚至大一，学生对是否还有就业机会感到迷茫，希望琳琳能帮助规划职业方向。
其实，这场竞争并不是从毕业时才开始。与中国大学生考研热不同，在韩国，继续深造不是主流路径，但“第一学历”分量极重。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被称为“SKY”的三所高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它们的毕业生也是企业最青睐的生源。其次是首都圈高校，再往下是地方大学。近年来，一些大企业开始尝试“盲选”，在简历初筛阶段不要求填写毕业院校，减少学历歧视。但实际上，名校学生更容易获得高质量实习等机会，这些已经带来了差异。
2013年，社会学者吴赞镐经过四年研究，出版了《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一书，记录了他所接触的二十多岁大学生群体如何投入这场优绩主义的竞赛。这个群体比较特殊，被称为“IMF世代”，他们成长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目睹父母一代被裁员，在“只有赢家才能生存”的叙事中长大，将进入好公司视为一种必要的生存条件。
在这种压力下，“自我开发”成为几乎唯一的应对方式。他接触过的一名学生，为了求职托业考试考了24次，把分数刷到940分。吴赞镐还强调，这种自我开发，不能只是对自身有价值，还要被周围认可。
这本书出版后的十二年中，韩国经历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波动、经济增长放缓等变化。吴赞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这套“自我开发”的逻辑仍然在强有力地运作着，但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学生们反复打磨托业成绩、证书与语言能力，如今企业开始把是否熟练使用AI工具，视为新的基础门槛。
在韩国劳动研究院就业政策研究部部长金有彬（音译）看来，这种不断叠加的竞争，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韩国的大学升学率已接近70％，单纯的大学学历已经不具备竞争优势，于是求职者只能不断为自己增加筹码。但当所有人都这样做时，原本用于区分个体的指标，最终无法产生真正的差异。
“休息青年”越来越多
开始找工作后，朴智雅注意到，“有经验的新人”是近几年求职圈流行的一个新词。作为新人进入职场，却被要求已经具备工作经验，这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如今被越来越多大公司提及，很多岗位会将经验作为基本门槛。
与中国大企业有专门面向应届生的招聘不同，韩国企业的岗位，大多向所有求职者开放。一位近期在韩国找到工作的留学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去年12月以来，他在两个韩国主流招聘网站上投了300多份简历，获得了10次面试机会。其中，大企业岗位都更倾向于有多年相关经验的求职者，“有的甚至直接要求10年以上经验”。
三星、现代汽车、SK和LG，是韩国最受求职者欢迎的四大企业集团。但自2019年以来，除了三星还在进行大规模公开招聘外，其余企业都陆续取消了公招，转向更灵活的社会招聘，并增加了对工作经验的要求。韩国银行202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企业新员工占比从2009年的82.7％，下降到了2021年的62.4％。
在吴赞镐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希望降低新员工培训成本。过去，企业认为这些投入最终可以收回，因为员工对公司具有较高忠诚度。但现在很多人只要看到条件稍好的机会，就会跳槽。
这些要求无疑进一步压缩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空间。吴赞镐指出，对于大学生来说，就业的传统路径正在失效，仅仅努力学英语、积极参加志愿活动等，已经无法被认定为具备专业能力。
年轻人毕业后的去向开始明显分化。韩国大学生暂时休学一学期甚至一年、延迟毕业十分常见。韩国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推迟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人数为17597人，占当年韩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的2.7％。琳琳观察到，其中有些人只是想短暂休息，也有人利用这段时间兼职打工、赚取学费，也有人就是想要集中精力准备求职、积累经历。
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中小企业作为过渡。一名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他为了尽快获得稳定的工作，先在一家中型公司短期工作了三个月——这可以成为简历上的“工作经验”。他从入职开始，就已经着手准备下一次跳槽，每个周末还会参加培训课程。
另一批人选择成为“休息青年”。韩国国家数据局于2026年2月发布的就业趋势数据显示，作为未来劳动力市场基础的15至29岁青年，就业人数减少了14.6万人。其中，仅20岁年龄段人口就减少了16.3万人。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升至7.7％，为近五年来最高水平。最值得关注的是，没有特定疾病或原因、既不工作也不求职、仅处于“休息状态”的年轻人规模，已达到约70万。
“他们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一种放弃或认命。”金有彬近年来持续关注这一群体，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道。在高度“内卷”的竞争中，一部分年轻人在反复受挫后选择暂时退出，他们与不升学、不就业、不培训的“NEET”群体高度重合。而且和一些国家“NEET”主要是低学历人群不同，韩国这一群体中，大学学历者占比很高。
金有彬在研究中也指出，还有一些年轻人选择非正常就业。琳琳也关注到，有人没找到工作，就直接去服务业做兼职，在小公司打短工，一天工作几个小时，按时薪结算。“工作一段时间，攒一笔钱，就可以停下来休息一阵。”这种节奏对一些人来说反而更自由，“不用朝九晚六，也不用看领导脸色，想工作就去找一份，不想干就停下来”。这种“半工作半停摆”的状态，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并不少见。有些人甚至会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工作一两年，攒点钱，再领一段时间失业金，然后再进入下一轮循环。
“一定要进大企业”
朴智雅刚进入大学时，曾立志要成为一名外交官。她从大一开始就为此准备，争取到了去大使馆实习等机会。但到大二下学期，她放弃了这一目标。“准备周期太长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后她把就业方向调整为进入三星等大企业。
对许多韩国年轻人而言，大企业几乎是默认的求职“第一志愿”，背后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收入、福利、稳定性乃至社会评价上的全方位差距。
曾在中国一所顶尖高校读研的韩国人崔俊，三年前回国后，进入一家大企业的技术岗。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通常情况下，大企业起薪是中小企业的1.5倍至2倍。更重要的是，大企业提供相对完善的福利体系，包括医疗报销、育儿假、子女教育支持等，尽管加班仍然存在，但整体节奏相对可控。这些在中小企业中往往难以实现。
更重要的是稳定性。在韩国，进入大企业，只要不犯特别严重的错误，是不会被解雇的。琳琳注意到，她所在的写字楼里，常能看到公司突然关门的情况。不少中小企业属于个人经营，进入门槛较低。在经济下行背景下，这类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也往往难以提供稳定的福利保障。
今年2月，朴智雅曾面试SK供应链上的一家中小企业，并收到录用通知。这家公司规模不大，但薪资还不错，不过她最终拒绝了。因为面试时的一个细节让她难以接受：对方直接问她是否可以在工作中“负责冲咖啡、端咖啡”。在她看来，新人承担杂务并不意外，但这种提问方式本身，透露出一种企业文化。“这种问题在大企业面试中基本不会出现。”她说。她的一位朋友也有类似经历——在一家条件不错的中型企业面试时被问道：“酒量如何？”“女生是否适合在这里工作？”
在准备三星考试的同时，朴智雅也在找其他工作机会。她不排斥先进入中小企业，“但即便进了，我也不会一直待在这里。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一个过渡阶段：先在那里积累经验，再跳去大企业”。她说，如果完全不上班、只埋头准备，简历上就会出现一两年的空白期，这反而会成为劣势。
韩国年轻人对大企业的执着，并非因为名企光环，而是在于高度集中的经济结构。根据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数据，2025年共有92个大型企业集团，其销售额合计已相当于韩国名义GDP的78.8％；其中，三星、SK、现代汽车、LG、乐天五大集团占比约四成。核心产业利润、技术能力与全球竞争力，集中在极少数企业之中。
不少年轻人想在大公司工作，但实际上，大多数就业机会都在中小企业，供需错位明显。据统计，中小企业占韩国企业总数的99％，吸纳约81％的就业人口，但创造的增加值只有37.8％。
金有彬提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这种选择又被进一步强化。韩国人更在乎面子和外界的评价，履历中“中小企业经历”有时反而会被视为负面信号，企业倾向认为，一开始进入大企业的人能力更强，而进入中小企业，则意味着能力不足。因此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中小企业，不仅因为工资低，还因为觉得丢脸。
“我比较担心的是，不管是NEET还是其他类似群体，如果长期不工作、不培训、不再接受教育，这种状态一旦持续下去，问题会很严重。韩国在1997年IMF危机后就出现过类似情况，那一代人后来普遍找了更差的工作、收入更低，长期影响很明显。我担心这一次也是一样。”金有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这些年轻人长期不工作，脱离劳动市场的时间会变长，收入也会被压低。从国家层面看，这也意味着纳税人口减少，也会拖累经济。
越来越严峻
除了大企业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公务员岗位也一直是韩国青年青睐的就业选择。首尔鹭梁津一带，被称为韩国最典型的公务员“考试村”，聚集着大量备考公务员、警察、消防等职业考试的年轻人。进入这一片区，最直观的感受是密集的培训机构广告——“警察考试”等标语铺满街道，一些机构甚至将“上岸名单”直接贴在窗户上，作为最直接的招生宣传。
这里不仅有笔试培训、面试辅导，整个街区围绕考试运转，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备考体系。街区核心是一条以廉价、快速为特点的“盖饭一条街”，一顿简餐3000到5000韩元。周边则密集分布着自习室、学习咖啡厅，以及价格低廉的“考试院”，狭小的单人房，仅容一张床与一扇小窗，月租金约合人民币1000—2500元。
但多位受访者提到，鹭梁津最热闹的阶段是在2020年之前，近几年，公务员热度明显下降。朴智雅说，同龄人普遍的看法是：公务员工资偏低、加班多、工作琐碎且压力大。她原本考虑报考外交官，但这一体系分为不同等级，最高级别待遇虽然好，但门槛极高。“竞争太激烈了，有人需要考十年。”
在金有彬看来，韩国青年就业竞争激烈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其核心之一，依然在于青年不愿进入中小企业。文在寅执政时期，政府转变了政策，不再主要补贴企业，而是直接补贴青年本人。为鼓励青年进入中小企业并持续就业，政府规定，若在同一中小企业连续工作满两年，可一次性获得约合人民币7.5万元的补贴。
在金有彬看来，政策确实产生了一定效果。青年从毕业到就业的平均时间由约11个月缩短至5.9个月，持续就业的概率也提高了0.6％至6.8％。“政策推出后，确实有更多青年进入中小企业。”他说，部分年轻人也会将这一选择解释为“因为有补贴才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社会评价带来的心理压力。
但他提到，韩国就业政策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难以持续。韩国总统任期仅五年，政党轮替频繁，不同政府往往倾向于重构前任政策。上述起到一定效果的补贴政策，在尹锡悦政府时期被取消，李在明政府目前在讨论是否恢复。
在金有彬看来，青年就业最严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韩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韩国是老年贫困率非常高的国家之一，很多老年人收入不足。虽然有国民养老金，但保障还不够。现在政府在讨论延迟退休年龄。一旦退休年龄延长，这些人就不会退出岗位，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就会更困难。”
吴赞镐也认为，与IMF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下的年轻人就业压力更大。“更大的问题在于，连能够安慰他们的上一代，也正处在巨大危机之中。”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原本具有结构性的困境，往往被压缩、转化为青年个体需要自行承担的“个人问题”。
（因受访者要求，朴智雅、崔俊为化名）
发于2026.3.30总第122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韩国青年，就业“上岸”有多难
记者：杨智杰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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